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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贯穿中国30年的重大改革，终于在2010年阶段性收官，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由此载入史册。 　　8月18日, 光大银行(601818.SH)在A股首发上市。此前，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7月15日在上海挂牌上市，加上已上市的交行、建行、中行和工行，自2003年起计划中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至此基本完成。 　　这一轮改革经过近八年时间，在主政者的大力支持、主事者的巧为谋划和参与者的多方配合下，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截至11月底，仅四大国有银行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并全部跻身全球十大市值银行之列。 　　此时，距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已过30年光阴。从四大行渐次恢复和重建，到推进商业化改革，实现从单一到具有多元化竞争的银行体系，再到基本完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经过各方不懈努力，邓小平生前夙愿大体实现。 　　回首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欲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标准要求，需动用大约9700亿元财政资金。而从彼时中国经济状况看，动用近万亿元资金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困局，近乎不可想象。 　　在当时，近万亿元资金大致相当于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50％，相当于中国GDP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面对这样一笔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文数字，任何改革决策都既需要决心，更需要勇气，何况1998年实施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效果不彰，亦足以让人对类似注资计划备感踯躅。 　　一时间，如何拯救“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决策者面临着资源和路径的双重掣肘。 　　不过，改革的迫切性与资源的匮乏，倒逼人们以创造性思维和增量改革杀出一条血路。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为操作平台，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资源与路径实现双重突破。 　　近期，《财经》杂志通过深入采访，完整还原了改革决策和实施历程。记者在采访中获知，此轮有着清晰可循脉络和精心架构设计的改革，源于一份由人民银行形成并以PPT形式提交的方案，名为《改革试点——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 　　这份PPT打破了传统央行理论，创造性提出以外汇为资源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并进行财务重组。此一扩张央行负债表拯救金融机构、稳定金融体系的模式，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实现了一个制度性突破。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多个国家央行均采用了类似模式应对金融危机。 　　经过注资、重组、股改和上市四部曲洗礼，中国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实现了财务彻底改善，还同时增加了透明度、风险控制能力，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 　　此次改革的溢出效应还包括对中国银行业价值的整体提升，为全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20余家城市商业银行重组、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改革、重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经受住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考验，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并能够以巨大的资源支持实体经济，使中国经济率先迎来复苏。 　　广而言之，此轮银行业改革不仅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凝聚和体现了中国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一位亲身经历这次改革的金融机构人士表示：“从现实意义看，这次改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毋庸讳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阶段性收官，仅标志着中国银行业改革近短期目标的实现，其成效依然有待一个大经济周期的严苛考验。而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外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内理顺公司治理架构，并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倒逼国有商业银行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进而提升中国金融的整体竞争力，仍是一个有待各方继续戮力求索的未竟之局。 　　——编者 　　资料 　　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历程 　　（一）体系重建 　　1978年改革之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元化银行体系开始重建。 　　1979年2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1979年3月，国务院同意，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司外汇业务。外汇管理局单列，专职负责外汇管理工作。 　　1979年8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改称中国建设银行。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将从中央银行分离。 　　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 （二）市场化尝试 　　从1984年起，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开始打破严格的专业分工和界限。银行间的初步竞争局面开始有所显现。 　　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把中国的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实行商业化经营。 　　1993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后成立，四大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正式剥离。 　　1995年，《商业银行法》正式颁布实施。 　　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整顿，防范金融风险。 　　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当年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8％。 　　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接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 　　（三）股份制改造 　　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 　　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 　　2002年7月，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国有商业银行首次实现海外上市。 　　2003年12月，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2004年1月，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通中央汇金公司补充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资本金。 　　2004年5月，为配合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总共剥离7791亿元坏账至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2004年6月，中央汇金公司负债融资30亿元人民币，注资正在进行财务重组的交通银行。 　　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4月9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5年4月，中央汇金公司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 　　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 　　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 　　2005年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同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111亿美元。 　　2006年10月27日，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融资219亿美元。 　　2007年5月15日，交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7年9月25日，建设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8年11月6日，汇金公司注资农行1300亿元人民币。…

从股改试点到引入海外战投，而后完成一跃赴港上市，建行成为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首家完成重组、上市的试水案例。原载：财经 　　2003年倒数前两天，成立仅两周的中央汇金公司，就意外地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向建行和中行各注资225亿美元。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迈出了股份制改造的实质性一步。 　　当时的国有银行积重难返，不良贷款高企，资本充足状况堪忧。此前四大行已于1998年注资270亿元人民币，并剥离总计约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这次注资被定为 “最后的晚餐”。 　　但此后的再次注资，证明“晚餐”后还有“夜宵”。不过此次政府显然已经下定决心，仅此一次，并不会再供应“早餐”。 　　财务变脸 　　按照足额拨备，到2003年底，建行的实际所有者权益为负1013.17亿元。按照重组计划，要先甩掉这个负资产包袱。 　　为此，对当时建行账面的1289亿元不良贷款，央行按粗略估算值的50％接收，并转售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建行按照售价644.5亿元确认应收款。而1289亿元不良贷款，按照评估实际净值为286亿元，这其中的差额358.5亿元将直接计入建行的所有者权益。 　　此外，根据国务院的特别批准，建行还核销了569亿元不良贷款。 　　国家还设立应收补充款项，对注资后的剩余累计亏损的655亿元进行补充，并承诺在短期内偿还。这笔资金偿还，日后以汇金获得的利润分配方式进行。 　　随后，央行在2004年6月发行210亿元票据，偿付建行受国务院委托进行清理信托公司而产生的代垫款项。 　　针对建行持有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面值2470亿元债券，财政部承诺建行按固定年利率2.25％支付利息，并对本金兑付进行支持。财政部还将建行持有的492亿元特别国债年利率改为2.25％，并以现金形式支付。 　　在这同时，建设银行先后向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了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净化资产负债表，并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400亿元次级债券补充资本金。 　　基于央行、财政部的支持政策，以及外汇注资，到2004年底，建行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为3.92％。核心净资本上升至1942.40亿元，资本充足率为11.29％，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57％。 　　2004年1月，建行就公布了重组方式，即采用将非商业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方式进行。 　　当年6月，建设银行率先公布了其被银监会批复的方案，把非银行业务剥离成立中国建设银行集团，商业银行业务部分成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行集团计划作为建行股份的股东。 　　90天后，在剥离了非银行业务后，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但建行集团却变成了建银投资。 　　据一位汇金公司董事表示，实际上，汇金公司考虑如果通过建行集团控股建行股份，就会造成汇金的股东权利不能直接行使到建行股份，起不到有效的股东监管作用。 　　后来，汇金公司直接注资建行股份200亿美元，也通过建银投资注资25亿美元。“这样既让汇金直接控股，也让建银投资体现在建行股东中，同时还能够让股份公司的股权多样化一些。” 　　为了进一步丰富股东人数，国有企业国家电网和上海宝钢各出资30亿元，长江电力出资20亿元，一同成为建行股份的发起人股东。 引资上市 　　股改后，上市前，一个关键步骤还有待完成，即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此提升国有银行股上市的溢价，并强化建立的公司治理结构。 　　当时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对购买中国银行业的股权并不抱信心。建设银行最初向20多家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发出邀请，正式回应的机构仅寥寥数家。 　　先期与建设银行亲密接触的花旗银行，在外界看来几近成功，建行还曾派人赴花旗银行培训相关业务知识。2004年整个上半年，双方高层频繁接触，时任花旗银行CEO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两度携重量级班底飞赴北京与建行高层接触。但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花旗除了开出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还提出了要求承销建行等诸多要求。 　　2005年3月，时任建行董事长的张恩照在美国卷入受贿案等经济问题东窗事发。时任央行副行长、汇金公司董事长的郭树清紧急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 　　一家大型国际银行集团当时正犹豫是否要入股建行，张恩照事件出现后，他们的亚洲区主席一大早就跑到汪建熙的办公室，并大声说：“建行出这么大的事，我们要再等等，看建行的声誉受损到底有多大！” 　　据建行领导事后回忆，这家银行同样到建行也就张恩照事件兴师问罪，并开具一大堆调查清单，作为入股建行的要求。最后，双方终止了引资谈判。 　　此后，建设银行迅速锁定了新的有意者。2005年3月17日，建行与美国银行第一次会面，十几天后即敲定入股比例和入股价格等关键条件。双方仿佛知此知彼，三个月后即签署了入股协议。 　　虽然看似顺利，但背后谈判亦锱铢必较。时任建行行长助理的范一飞作为建行的代表领衔谈判，谈判几次陷入僵局，美国银行代表佯装整理行李结束谈判。此时，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加入，对美国银行形成了相对竞争，谈判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05年6月16日晚，时任美国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D.Lewis）率队乘坐湾流V专机来到北京；次日11点，刘易斯与郭树清一同在建行大厦22楼，向中外30多家媒体记者宣布：建行引入美国银行为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第一步以25亿美元从汇金公司受让建行9.1％股权，再于建行IPO时购入5亿美元的股权，同时拥有未来数年内将股权增持到19.9％的选择权。 　　美国银行入股后，淡马锡也顺势与建行签署协议：投入14亿美元左右，获建行5.1％股权，并承诺于建行IPO时再购入10亿美元股权。 　　建行引入战投在2005年8月23日获得银监会批准，建行也成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第一家完成引入战投的银行。 　　事实上，自张恩照事件曝光后，建行上市进程仍一刻未停。在与美国银行签署战略投资协议后，建行的财务顾问中金公司立即有一个团队飞赴香港，筹备在港交所上市事宜。 　　2004年初接受汇金注资之后，建行的拟议上市地被确定为海外资本市场，最初拟同时赴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而且最早计划在“2004年内”。但鉴于美国市场较高的上市门槛，以及引入海外战投过程中的波折，建行最终做了务实调整，地点定为香港，而时间则“争取2005年内完成”。 　　此时距离张恩照事件不足半年，市场仍对建行上市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但另一面，建行上市前，交通银行已于当年6月赴香港IPO探路，中资银行股已悄然走热，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充裕资金的追逐对象。 　　在9月底最初的IPO预路演中，建行招股价区间为1.65港元-2.1港元，对应市净率为1.46倍-1.8倍；10月初正式路演中，建行将定价区间设定为市净率的1.59倍－1.9倍，价格区间落在1.80港元－2.25港元。 　　事实证明，这个价格区间吸引了大批投资者。五天后，提振信心的建行IPO团队在英国爱丁堡，将市净率上限从1.9倍调到2倍，价格区间达到 1.90港元－2.40港元。随后的纽约路演中，建行退一步将最终的价格敲定为2.35港元，募资金额为725.5亿元人民币，刷新了当年中国及全球银行 IPO的规模纪录。 　　2005年10月27日上午10时，建行以股票代码0939出现在港交所的电子交易平台上，开盘价2.35港元，经过小幅波动，最终仍收于每股2.35港元。 ■